中国人因善于在床垫下藏钱而出名。我们也不断有意无意地教自己和孩子们一个廉价的观念－好处只能我们自己得，别人就该为我们免费工作。这是从君主帝王制度遗留下的恶习思维。在那样的社会，除了帝王和他们的旗党裙带，老百姓都是没有权利的龟孙，和利益是不沾边的。过去和现在的差别是，现在每个人都视自己为帝王或皇亲国戚，好处自己先捞，便宜自己先占，别人都该为自己白干！
生活在海外，欧阳有了机会认识别的民族：希腊人也很廉价不自重。他们不太想工作，尽量逃税，让自己的国家濒于崩溃；也许那是加入欧元区的失误？无论犹太人走到哪里，他们以婚姻和生意作为联盟，紧紧抱在一起；阿拉伯人也象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热衷讨价，喋喋不休；德国人勤奋，严肃，凡事井井有条，但却象树皮一样干涩和僵硬；日本人一丝不苟地遵从戒律，已把自己变成了戒律的代言；意大利人可以手舞足蹈大半天，双手挥舞着自己爱的理想，却并不太认真其实际意义；瑞士人在高山的屏障后面，悄行着自己大度宽宏的银行业，漠然于世界之大小事务；而加拿大埋头自己的家事，谦虚于浮华乱世，实际地悄建优越于美国的社会和医疗体制，享受着美国人的梦想。
对事对人一概而论是很难和危险的，但对于欧阳来说，或对于任何评判的人来说，评判的观点和过程，与其说是关于被评判的人和事，不如说是在展现评判方是谁。要做事，就需要判定和总结。我们概括和判断的方法会引导我们去到不同的方向。最终，根本地讲，我们都是持有某种“主义”的人－爱国主义者，国际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资本家，或是幽默家，等等。把“主义”从我们身上去掉的一天，就是我们变得妄想的完美或无以伦比的无知的一天。
年轻的时候，我们并不懂得计算，也不懂得任何人和事的价值。无论周围有多少灾难和痛苦，爱都是甜蜜的，无拘无束的，让人心跳；生活是简单而快乐的，简单得就像卡在脑海里的一个念头，一首歌，或一段曲子。生活没有太精确的尺度去衡量，我们天不怕地不怕，就因为生命不知道时间。我们可以会心地笑，开心地朗，放松大胆地生活。
到了四十岁，才突然发现我们失去了那种简单的生活和保持简单的能力。我们不得不计算，我们有任务要完成，有目标要追寻。
对于曾经下嫁革文的欧阳，二十年婚姻离轨翻船的伊丽莎白，找到自己的目标并不象她们想象的那样轻松容易。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她们应该继续寻找“正好的那一个”，还是让时间流逝，自己变老，或者，她们随便将就找个差不多的，或者也像有志的男人那样，将一个可以塑造的不完美的男人，在生活中塑造成自己想要的伴侣？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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