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永那斯，以远离自己对妻子婚誓的方式，偏离了传统对他行为的限定，或者说，偏离了他的信仰对他的期望。最糟糕的是，他将自己多年前爱上一个中国女人的“罪行”，以一个正派基督徒的方式，向妻子坦白了。我们纳闷，既然他有能力偏离准则，为什么不能忍受内疚的煎熬，不能消化他的秘密，或不能让它随着每天更换的细胞死去而是将此负担卸在妻子的肩上，而他可能忘了妻子也是一个人？
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理解永那斯在这种宗教忏悔习惯趋势下向妻子坦白自己对她“不忠诚”的残酷行为。是不是他也有毁约的正当理由，却并没有及时以恰当的方式来处理呢？罐子摔碎了，什么方式大概也都不会恰当了。是不是他只顾忠于当时的自己而忘了十几年前的誓约呢？
无聊的事情发生了，怪谁都是无济于事的， 而人和上帝 的冲突也不会因找到替罪羊而消失。永那斯应不应该在荣耀他个人的需要或自我道路的同时，也继续荣耀已经捎带上了他妻子需要的婚姻这一特殊信托机构呢？如果应该，那如何两头兼顾呢？他可以犯这样大的“罪”或错误吗？或说并不是“罪”或错误，而是不可避免的生命中的自然进程。说它是“罪”或错误，是否我们把自己化在了人立伦理所谓正确的一边，同时却站在了更高天理错的一边呢？
生活总是复杂的。复杂的生活往往漫长地包括着我们对所爱人们的担心， 如妻子或丈夫，还有孩子和别的非直接亲人。生活似乎总戴着两个面具：一个面对我们成立并生活于其中的机构，我们建立并遵守的秩序，我们用以教训和帮助子孙们成家立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另一个面具则面对我们自己的内心，去理解我们不断变化的自己和我们真实的情感，去弄懂试图要把我们固定起来的世界和那些动听的道德承诺，是否依然对变化了的现在的我们还具有真正意义。第二个面具常常是胆小和怯懦的，而第一个面具则是无可非议而理直气壮的，或它习惯了固定的模式。永那斯做上帝子民的同时可以做一个自然人吗？如果不行，那理由是什么？只做自然人会是什么结果呢？魁北克人是把上帝赶走了，然而，欧阳要约会的已经不是上帝子民的魁北克男人，是些什么人呢？
伊丽莎白拖了很长时间才决定离婚。她在承受丈夫人性的无情后果，内疚的无情排泄和考验她宽恕能力中徘徊和挣扎了八年。一个和自己高中就相好的男友结婚的女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以及一个有四个孩子的母亲，遭遇了必须选择和分别承担对孩子们的责任的命运。
既然伊丽莎白在犹豫八年后决定离婚，她对自己将要进入的且是不太认可的世界并没有充分的准备。似乎，她将要把自己从一个相对封闭和“纯洁”的基督世界抛向一个虾龙混杂的复杂世界。最不幸的将是，她很可能会对基督信念产生从未有过的怀疑，面对失去基督信念的危险。
她将会发现，那个由男人肋骨做成的女人的世界，慢慢在变化着，往日体力决定一切的社会被科学技术赋予威力的脑力取代。她熟知《圣经》中，夏娃被描述为偷吃知识禁果的邪恶和不尊的角色，而她自己也是一个具有上帝“自由”灵魂的女性。但基督文化的世代熏陶，让她的骨子里根深蒂固地存留着依赖男性的概念和习惯。似乎没有男人的肋骨，我们女人就被抛向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中的男性，正在抛弃上帝赋予并教导女性信仰的形象，一个让女人永远失去着落，一个可以叫做炼狱的地方。
与其说伊丽莎白被不正派和狠心的出轨事件地推上了无奈的舞台，不如说她由于丈夫“忏悔”的需要，“内疚”的正当但残酷的释放，承受着考验和无尽的痛苦。“忏悔”和要求宽恕，在自己可以纠正错误的情景况下，把烫手的铁球抛入受害人的手中，这似乎是解救了自己，却失去了“忏悔”和要求宽恕的其它意义。
可怜的伊丽莎白。现在，她发现自己几乎全裸地站在舞台的中央，全小镇的人都在看着她。她失去了和丈夫的亲密关系。她并不是很确定下一个家的门开在何处。她梦想着，在那个家里，她可以和一个象永那斯那样的男人，共同营造适合她灵魂栖息的家。
她不安稳的内心，很明白地显现在她微微浮肿的脸上；她内心深处的委屈，愤怒和烦躁，不知不觉地深深地刻在了她的额头，眼角和嘴角。她虽天生有快乐的性格，上帝又选择了她充当阳光使者，但她的这些改变人生的快乐和阳光，似乎快变成了病人的快乐，镜子里反射的缺少温度的阳光。孩子成长的需要，对孩子们的爱，小镇的局限，让已经疲惫的伊丽莎白难于完全放下她几乎二十年幸福的婚姻。生活不是一幅画，生活是真实的。
我们以为基督徒不会象常人那样相争斗，攻击和诋毁，但他们却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着这一切：他们固守自己的信仰，捍卫着他们各自上帝之内外的人性和信仰所培养的传统习惯。他们的上帝成了现在一筹莫展和万般无奈离婚后关系的见证。他们之间曾经恩爱，他们一起曾经完美。
就像伊丽莎白，欧阳渐渐从中国的传统中走出来。带着对时隐时现暗淡却又光明未来的期盼，生活的方方面面却又是如此地恼人而让人无奈。两个女人，不同国际，迥异文化，从根本到表面彻底相异的两个女人，却承受着惊人相似的命运。。。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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