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着的诱惑-第二部分第一章 - 新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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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来了, 果实成熟着。太阳滑翔到了天的更北边。它依旧明亮,但已经没有了多少温度。由于这没有太多温度的感觉,世界似乎是镜子里的景象。

很多年在不知不觉间过去,而欧阳已经30岁了。这些年,欧阳快乐地带领国内外的旅游团游览中国的名胜古迹:风景秀丽和充满异域情调的云南,拥挤的北京,现代化大都市上海,美食和川剧中幽默谐剧之都成都,她的丈夫秦革文则忠实地在一家国有企业担任土木工程师,以恩爱的眼光目送她离家,又以毋庸置疑的忠诚等待着她归来。

秦,是我们秦王朝的姓。革文出生于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这也是他充满革命色彩名字的由来:文革两字的倒置。2000年,革文快34岁了。这对于一个已婚男人,早就是当父亲的年龄了。孩子的事,欧阳始终一拖再拖,直至两家都快到威胁的地步!欧阳感到自己又一次卡在了难过的关口,明显意识到成为母亲是比失去甜美爱情更为严重的事情。时间轻松地飞过,她因工作繁忙而充实,为收入丰后而快乐,革文的忠诚更是让她温暖。欧阳对孩子的模糊印象就像美国儿童剧里可爱而友好的小鬼魂卡斯帕,可望,透明,但不可捉摸!然而,她的现实生活中,“卡斯帕”则并不那么友好。这种感觉让她相当担忧和内疚。她恐怕卡斯帕的可爱,会永远停留在电影里!

有孩子是正常的家庭内容。第一个孩子却常常是意外。欧阳已有过两次意外怀孕,但她坚持做了人工流产手术。她没有告诉母亲,也不能告诉!对于普通的西安人,30岁已经算是大龄妈妈了。母亲们都试图吓唬她们的女儿们,“年龄太大,生不了孩子” 或者“生出来会缺胳膊少腿的”。但欧阳不这么认为,也经常反驳她们说,发达国家女人们经常40岁以后才要孩子。当然,因为前两次的意外,欧阳得非常小心。最近一次诡异和吓人的流产经历仍让她不寒而栗。女医生是她姐姐的朋友,给欧阳看了装在一个金属漏筛里,将会在欧阳看后就冲进下水道的12周大的“宝宝”。

“你看,你看这里!看到脑袋了吗?

“在哪里?”

天真的欧阳根本不知道,12周婴儿的头小得像颗豌豆,混杂在一片模糊的组织内,难以被辨认。欧阳看了好久才确认那确实是个微小的“人”脑袋。在医生的帮导下,欧阳才看到,孩儿的整个身体比食指还短,两条牙签般大小的双腿,以及一对儿极小但确实看得见的脚和模糊不清又隐约可见的脚趾头。她终于忍受不下这次奇怪的旅行,破门而出,一路呕吐不停。那是水管的流水声加剧了她的厌恶感,提醒着她,那一小堆被称为她孩子的东西,将像在学校食堂的洗完槽里的食物残渣一样,很快就要被冲进下水道了。

那是她第一次以那样特殊且出乎意料的方式见证这种生命的形式。其震惊之感,足够让她产生前所未有的恶心,使她彷徨,又让她伤心。生命可能就像那样,如此脆弱而微不足道。那小东西还未出生,还未被认定为“人”之前,就失去了声音和权利。然而,自己的声音和权利更为重要的欧阳,显然还太年轻而不能够把它当一回事;她也确实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如此地道而不会把它当成一回事。每天处理这类医案的医生和护士也都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最多可能成为家谱中一个走调的音符,或一段没有满足祖先期望的渐弱音阶。

毕竟,中国在体制上没有认可基督教价值观。这使其文化中的规则和礼仪与基督教世界的迥然不同。然而,就是在基督信仰的发源地,对它的诠释,随着时间的变化、伴随对以往未知事物的了解,对古老时期蒸馏净化了的道德准绳和理想化了的理论之目的进行的调整,也在不断地演变着。中国的文化和传统包罗万象,甚至包含有伊斯兰,但老百姓的现实世俗生活又和所有的或任何一样都不大相干。好与坏,我们无权评判。而无可奈何的是,在某些领域里,我们又不得不处理一些超出我们能力和权限的问题。天地屹立数万年,静默不言语,断然无绝词。

欧阳对令人人羡慕的工作和与革文的婚姻生活都相当满足。她要钱有钱,老公对她的性要求也毫不怠慢。2000年,她每年能赚10万元人民币,而当时社会平均工资大约才3万。她的工资加上小费足以让一切顺利,让每个家庭成员对她没有任何不同意见:她的丈夫、妈妈、婆婆、姐姐们,甚至其他远亲。只是当两家人一谈到孩子的问题,事情才开始变化。他们对此事不苟言笑,义正辞严。她明白,只要她不表态,就别想消停。

当然,她也一直在思考这个事。但她很难想象自己做母亲,做一个像自己妈妈一样的母亲。在脑海深处,她永远有着伊丽莎白清晰影子和灿烂诱人的笑容。如果她真的想成为一名母亲,那她希望自己能做像伊莎贝尔那样的。但是,那些喋喋不休灌入她耳朵里母亲自己和外婆的哀怨动地的经历,让她看不到她会有什么不同或会比她们更幸福些。伊丽莎白在她眼前撒下如此绚丽的光环,她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迷惑其真实。怎么会有伊丽莎白那样美好的妈妈呢,她的爱怎么会如此令人放松和释怀呢?

因欧阳与一些旅行社有紧密合作关系,她认识了一家北京的移民公司。是的,欧阳对出国动心了。与其说是因为在校期间邂逅伊丽莎白那崭新母亲形象或20岁时与马里乌斯的那段梦幻般的爱情,还不如说,她是被迫在左右寻找他们未出世孩子的未来。

她不能忍受到小学接侄子和侄女下学时的情景和感受。下课铃声一响,一个班七十多个孩子,拥戴着高频噪音,你推我搡,爆挤出教室,巨龙般风卷下楼梯,连同其他六千名学生冲向学校仅有的两个篮球场。那乱哄哄的阵势,那震耳欲聋的分贝,是她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她更难接受老师在她侄子的小本上标着红线的评语:“上课前不起立向老师鞠躬是不尊重老师的表现。道德行为评定,减5分”。她不知道该对于每天饭后还要做两个小时家庭作业,在周六周日还要上围棋或钢琴课可怜的侄子侄女说些什么;她觉得,孩子一生病,为了不耽误课程,就自己到药店买抗生素或给打抗生素点滴是不妥的,但她感到,在这巨大的无眼无耳,无手无足的怪物面前,自己是那样的渺小,那样的无能为力!

够了!她简直受够了这一切:妈妈外婆不幸的过去,学校的教育制度和课程设置;受够了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无形压力!这一切,要她去重复她姐姐和数亿其他中国人们勤恳和绝望地为培养孩子而不懈努力,以便在自己心力衰竭时,能有儿孙们照顾。

欧阳自己家人对于她离开的决定没有太当回事儿,也没有因此伤心,而她丈夫革文的家里则恰恰相反,主要原因,革文是独生子。革文的兄弟姐妹不是被1979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扼杀的,而是夭折于1957-1961年大跃进饥荒和随后艰难的日子。只有革文幸免于难。

但不得不说,欧阳的家人也没有一个痛快赞成他们移民加拿大魁北克的决定。首先,加拿大,他们闻所未闻,魁北克,又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欧阳的母亲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然而,欧阳是她最小的孩子,她的“chou chou”(法语词:白菜,重叠使用,意为“宝贝”),在全家人的影响下,母亲勉强同意了,并寄望于未来拥有一个加拿大“洋”外孙。

革文的父母虽然和唯一的儿子一样,是和颜悦色的知识分子,却在失去唯一的养老保障,精神支柱和未来孙子将带来的喜悦和帮助儿子取悦媳妇之间左右为难。对于他们来说,这比心碎更糟糕。似乎,他们的灵魂象一条变色龙,在将儿子留在身边和希望他幸福之间变换着和自己需要的环境不协调的颜色,尾巴被卡在巨石之间,不知道是切断尾巴好,还是身会随尾一起断送灭亡!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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