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 房
“天堂马戏团”之二
序言：我不怕死！它是我们为了玩生命游戏树立的标杆。
－杨。吉屋多（法国剧作家，作家，1929年）
1
“鸿雁！鸿雁！。。。鸿。。。雁。。。！”
母亲的喊声终于穿过紧闭的卧室门缝传到了我耳里。
客厅的沙发有铁靠背和扶手，所以，母亲晚上睡在那儿，以便起身。客厅的电视也可以帮母亲打发不能入睡的夜晚。她常常是在煮开水似的电视机发出的噪音里，困倦不堪又不能入睡的母亲，在不知什么时候，慢慢沉入快要天亮的夜晚。
母亲的喊声里带着绝望和些许愤怒，也许她已经喊我老半天了！
我立刻从床上跳起，赶到客厅看是什么事。母亲躺在有小床宽的沙发上，双眼紧闭着。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我急急地问道。
“我叫你半天叫不应，你睡得真死。。。！” 母亲确实有点生气，但钻心的疼痛像戳在鼓鼓气球上的针，让怒有气无力，更没了冲劲。已是早上七点。
原来，母亲一早醒来后因起身太突然，引起眩晕，随即失去片刻知觉，倒在了沙发上。现在，她一点都不能动了！因为跌床，脊背可能扭伤成骨裂或骨折。七十多岁，她总以为自己才三十多呢，感觉和行动都快如活泼的小姑娘。
由于没有叫醒我，母亲给林阿姨拨了电话。林阿姨很快会回电话的。
“为什么给林阿姨电话？” 我问母亲。林阿姨既不是医生，也没有救护车。但我的问题又是如此的岂有此理！ 有急事，不找家人朋友，你说找谁呢？在改革开放才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助理职业机构的必要重要性及建设，人员的培训等还没被社会广泛认可接受和开展，有急事，当然都叫家人朋友。机构哪有家人朋友来得可靠，随叫随到呢？偌大个中国，除了家人朋友，似乎没有其他人可以救急。
二十分钟后，林阿姨来电话了。
“小雁。。。医院还。。。没开门！” 我依然能听到她爬楼，进家门后喘气的声音，“找个问话的。。。人。。都没有！”
林阿姨真的是疾走到附近社区医院，在关着的大门外，为找不到人问话而着急。
“没事。我在了，回床休息吧。打扰了，谢谢您！”
我很为一大早打扰了林阿姨感到抱歉。我理解母亲为什么打电话给朋友而不直接叫救护车。但林阿姨也没有叫救护车。中国现在的医院是不出诊的，在医院没开门的清早，叫救护车该是理所应当的。救护车至少有经过些训练的救护人员和基本设备， 至少比在街上乱跑，在医院门口着急来得有效，不是吗？拨120，比拨七位电话号码简单多了。但救护中心二十四小时上班吗？
几小时后，带母亲来到了医院。通过一系列检查，三节脊骨裂缝。由于软骨病，自二零零八年，母亲一年住一次病房，已成了惯例。
2
对父母一代来说，有两个孩子，看起来要比我们只有独子的这代幸运得多。但他们依然生活在需要子女照顾其老年的国家，没有足够的可以依靠和信赖的机构来为他们有效有质量地颐养天年。虽然他们有退休工资，有医保，但火箭般窜升的通货膨胀，把还可以的退休县级干部和教师工资降得快跟废纸似的。医改也一年年将百分之85-90%的赔付比例，变成了大约40-70%。这样的“飞速发展”，世代望子成龙的老年人就该望子成万能的上帝了。
教育世家出身注重教育的父母，对我们都寄予伟大的希望。应他们的期望，我远去了加拿大蒙特利尔，并在那里立了业安了家。虽每年回家看望父母，但最多三个月。而哥哥十几年前，违背他们的意愿，义无反顾地抛弃医生这个铁饭碗职业，从事没有保障的自由音乐人职业至今，天涯海角，执着于他对音乐的理想。于父母，除了女儿难以理解的自由快乐和儿子那些吉它设备和什么“不协调，不成调”的爵士之外，我们大概是两个没有家，没有故乡，没有祖国的另类。
多年在外打拼的哥哥，终于落叶归根成都。成都有着较细腻和时尚的文化氛围，还能够养活在这个只需要水泥沙石的世界里不屈孤行的音乐人。他的职业归属，导致了母亲搬成都的决定。
母亲是个意志力极强且雷厉风行的人。七十三岁，也有胆量和毅力将自己再次连根拔起，去追随她老年的希望和安慰。早些时候，她和父亲一起，去到成都，穿梭在高楼林立的水泥森林中，要寻找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方块。
个把两月的考察挑选，终于在东南边的“花之海”小区里，在一栋吓人的巨大深灰色高楼的二十八层上，买下了大约一百平方的三居室公寓，并且选好了装修公司。
合同签好，他们回到了昆明。
母亲有着狗一样灵敏的嗅觉，一进门就闻到什么东西臭了。她怀疑臭气是从冰箱来的。冰箱才打开一条缝，就听见她大声叫道：
“糟了！冰箱臭了！ ”
她被死尸一样的腐肉气味熏得气闭泪流，几乎要被熏倒在地上。不等喘口气，她立即投入清理之中。几小时弯腰伸腰，变成了压断脆弱骆驼脊梁的那根稻草，母亲脊柱骨裂了！
又要住院！但已签字的合同却不能耽搁。于是，父母决定父亲去成都监工，我留下照顾不能动掸的病虎。
虽然父亲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历来带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烙印，但几十年生活的磨练，母亲的耐心训练和软硬兼施，他“基本”能够胜任监理职务。虽中学及师范校长，教育局督导管理能力和经验，给父亲增加了自信，但对母亲来说，这样的安排，与其说是信任，不如说是不得已。
在蒙特利尔从事房地产维护，管理和销售十几年，装修新房这样的工作正好施展我的专长。但母亲突然病倒，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医院已经没有了护工这一职业，护工职业被下放给了女儿，儿子及其他家庭成员或远亲。既然照顾病人和做家务历来是女人的天性，是女人的专利，我必然会光荣地获得母亲护工这份工作。
虽训练无素，但我毕竟是传统文化教育下可以一呼百应的女儿，也是最能诠释中国亲情文化对于历来冷漠的社区文化和社会服务行业严重缺失的凝重之所在。自然，母亲的健康和意志以及载负历史文化重托的性别角色，是比房子装修质量更为重要的。而这性别角色在西方现代社会，已经逐渐变得与特定职业相对无关，专业水准的医疗和有效的养老体系解放了繁忙而水平业余的子女们。
3
医院总是人满为患。幸运的母亲获得电梯对面走廊挡头第二张床位。
走廊右边巨大的窗户下端的玻璃上，贴着挡光的报纸，上端的窗有的搧着，有的掩着。十二月寒冷的风，似毒气般无缝不钻无孔不入地进入走廊，吹上病床，潜入需要温暖的病人的血液和骨髓里。我找来一扇摇摇晃晃的活动挡风屏，避开了挤出电梯的病人和家属们的视线；时时电梯的金属“叮”铃声，伴随着接踵而含混嘈杂的脚步，给嘈杂的零时“病房”带来些许轻松和安慰。
几小时过去，我们盼来了母亲在另一个部门做医生的前儿媳。母亲的双目顿时因喜悦而生辉，似乎病好了一般。她尽力坐起身，去迎接和感谢前儿媳的来访。在医院有关系，病人的待遇便不同于别人。十五分钟后，母亲进到了一间四床病房，有了自己的床位。虽说是男病房，也顾不得那多。人人都会同意，无论什么病房，总比“走二床”好吧！
时间像一个老妇人推着沉重的石磨在秒与秒之间挣扎。从两瓣磨石间挤出的不是大豆的醇香，而是病房里的体味，药味，福尔马林和臭拖把混杂的不可名状的怪味，其中还明显夹杂着旁边男病人床上排便后余留的恶臭。
临床男子心衰导致的车祸，让他五节椎骨断裂。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他，看着医生开了处方，给了药，护士们忙进忙出，吊上黄白四袋药水；安静耐心的妻子端来插着吸管的温水杯，柔慢地将吸管喂进自己的嘴里；过不多会儿，妻子拿来便盆，塞进满是斑渍的铺盖。。。
我立刻转身走出了房间，把可怜的母亲留在了里面。当我回到病房时，他像一个哭累了的无助婴儿，静静地睡去了。可他留下的气味并没有离开；它坚定地醒着，活着，漫游着，折磨着熟睡主人之外的所有其他人。
就这样在男病房捱过了两天两夜。奇臭男病房和“走二床”，哪个更好，我并不确定。“走二床”，暴露于大庭广众，毫无隐私可言，且风吹寒冻；而混合病房，需忍气吞臭，还遭遇不能忍受的大男人的隐私。最糟糕的是，无论哪种状况，我们都得接受，并将其视为理所应当。
第三晚上，女病房终于有了一个床位。在前儿媳的帮助下，母亲终于可以搬到那间四人女病房了。按耐住心中的喜悦，我拽着母亲，心急火燎地迈开步子往外冲。嫌母亲飘忽的碎步太慢，我几乎把她拎离了地面。母亲被我像拖车一样地架起，跟着我逃出了男病房。我欣慰地想，这下我们可以放心畅快地呼吸了，也可以让无助的男子大大方方地保住他所剩无几的隐私和尊严。
4
母亲被收住在医院的骨科。医院自一九四七年建成以来，多次更名；自一九九四年，不断荣获奖励，荣誉和晋级，成为同类医院的老大。
一九五五年，医院进行过翻修。我想，除了增添一些固定设备，比如病房床头连通的呼叫系统外，就再没有什么改善和粉刷。
骨科位于七楼，占领了整个楼层。内走廊长大约六七十米，两边是一间间的病房。医生办公室混在走廊里，门牌字小到走近也不大清楚。开放式的护士办公区正好位于走廊的中间，隔断柜台足有六岁儿童那么高。
医院和病房，并没有因为奖状，荣誉和晋级就显得和其它医院有什么不同。旧可以干净，老可以不破，但这里到处又脏又破还奇臭无比。当然，我并不会因为病房脏破而低估医生和护士的正派，医术的有效和服务的质量。毕竟，世界上大有内外不相符合的表象。
安顿好母亲，我有了些时间到处看看。
走廊和病房的天花板似乎还新，但顶上些许灯盖脱出槽来悬吊着，有随时要掉下来砸到头的感觉。连接天花板的片片墙区，管道漏过留下的痕渍，画出圈圈，污淡开来；墙的表面涂层干壳卷起，一些已经脱落在地；墙裙周围腐烂变黑，墙裙瓷砖接缝也变成锅烟色；墙裙和依稀显露的不兰不白满是刮痕，各种脚印和涂着口痰一样黏糊糊东西的墙壁融为一体，已没有了裙墙的界限。
病房没有暖气或任何取暖的方式，很多窗户也不能关闭。虽室外不下零度，但室内也并没有令病人舒适的十八度，而只有大约七八度。每个人像是被褓起来的蚕蛹。医生护士的白衣里面，家属身上都裹着厚厚的大衣，穿梭于病房和走廊；而病人们带着病体，拖着长时间受冻的灵魂卷缩在露馅的薄棉被中，絮尘飞舞在没有温度的阳光里。
记忆中，医院给人最强烈的第一印象，是其卫生标志 －呛鼻熏眼的福尔马林气味。但是在这里，扑鼻而来的却是离护士站几个病房以外的厕所气味。那是一排被隔断和门分开的“土耳其”蹲式冲水厕坑；厕坑的对面有一个水泥洗漱台，两三个水龙头冲出没有减压的自来水；擦屁股的纸当然是不会有的。
“不必在意，我只不过一天去几次罢了”，我这样安慰自己。
前些时候，住进重病混合病房后，我才知道病房里还有专用厕所！喔唷，老天爷，多么奢侈啊！然而，临床男病人贤淑的太太和我，像沙洗工人或勇敢的救火队员那样，对厕坑及周围不断轮番进行冲刷。在我们频繁冲刷和严密监控下，厕坑厕所还算保持了它显赫的专用地位。
等逃进女病房后，又发现，那里也有这样的专用厕所。我的心情不知有多复杂。虽然庆幸可以不去公厕，但臭味竟然咫尺，且持续二十四小时的分分秒秒！不知为什么，这个厕所还特别熏人！就是用遍所有方法，也去不掉呛人的气味。
半天工夫，我终于发现了奇臭的原因：同病房两个近八旬的老太太，挺着弯扭如躬僵硬如板的身子骨，带着让她们一步一踹气的没有痊愈的新伤，不情愿地高高翘着干瘪的屁股，撒尿一地！她们俨如被囚禁在老朽躯体里的淘气男孩，背着大人叼着小鸡鸡，遍地撒着黑色的幽默。我还兴奋地看到，至少厕所的一面墙上掉下来一根软管，像是用来冲澡的，但没有了蓬头。管子被响尾蛇磷般的铝合金片缠绕着，拖在地上，俨然一个被呛翻的毒蛇，硬邦邦的死在满是尿液的地上。
老太们及男子被注射的都是一样的三白一黄的针水，一打就两周。喝饱黄药水的尿液，是得证明药水的功效。尿液的奇臭安慰着老太们的心，奖励着家属的辛苦，可以熏死毒蛇的屎尿臭味和淡淡的福尔马林味让医院有了神圣的意义。
除了老太太们的“捣蛋”之外，第二个原因 －下水道没有避臭设计：存水弯。这就是无论我们如何冲洗，依然臭气熏天的症结。
“哎，老建筑嘛，” 我宽慰着自己，“听说新医院已经在建了！”
可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建造的伦敦皇家阿尓波特音乐厅，到八十年代，也依然延用着马槽式的小便槽；而法国路易十四一六六八年建造的宏伟凡尔赛宫，甚至没有任何厕所，只有抬着便盆的侍从游走于帷幕之间，服务于他们的主子！就是中国过去的帝后嫔妃们，也和路易十四们一样，难以想像现代日本式水冲屁股的高端厕座。
稍后，我又发现，有相当数量的护士，也有医生，走捷径图方便，使用我们的厕所。这大概是因为病房就在护士站和医生办公室的正对面吧！他们年轻丰满的屁股可以准射厕坑，但射完却不冲或随便意思意思，之后便迫不及待地跑出！也许臭气熏跑了他们，尿液噁心着他们，工作迫切地追逐着他们，也许还忧心着在家生病的老父母，而心不在焉。。。
“医生护士该有自己专用的厕所”，我想，“或许就是嫌远，没时间来回跑吧！”
我想为老太太们买一瓶带香味的消毒液或者是香水散发液，善待自己的同时，也示仁爱温馨。但愿望落空。我的善意对于已经习臭为常，见脏不怪的老太太们，是太好而生奇怪，我只得放弃我多此一举的想法，更用心地去冲洗。现代社会前卫的微妙及通世的城府，虽有良心美好地构成，却并没有机会施展其诱惑。老太太们同时也太善良，而不允许我浪费钱财于“公共场所”，她们太木呐，也或太骄傲而不能不默默忍受厕所的臭气。
还好，一个护士向我证实，说医院的新楼很快就竣工投入使用。我纳闷，新楼会不会为行动不便的老太太设计坐便器。记得有的场馆，如飞机场，前几年蹲坑改厕座，过不多久，又改回蹲坑。似乎“高级”的厕座和中国老百姓没有缘份似的。但我想，如果由于肆无忌惮的屁股们“捣蛋”而不得不使用“土耳其”式蹲坑，我希望，至少下水道设计了除臭存水弯，可以将臭气堵在九泉之下。
5
“伤筋动骨一百天”。这次，母亲绝不接受漫长痛苦的手术了。仅想想耗时近两周的十几个术前检查就不寒而栗。这些耗时费劲费钱的检查让病人没完没了地上下跑动，起立坐下，挤进挤出电梯，无疑加重了病情。术前检查是必要的，为防止术中或术后可能会出现的异常状况。但我们并不清楚，有多少检查，是为了完成每个医生每月数万人民币收入任务而凑数的。
所以，这次骨折，母亲决定保守治疗，基本为时间疗法。
时间是个奇怪的概念。当我们快乐或和有趣的人交谈时，时间会弹指一挥而过。但病痛，突然让时间凝固，让最简单和免费的笑容消失；而“去病如抽丝”的疗伤，则让秒秒时间无形地变成了戳人屁股的颗颗毡针。
第二天晚上，对躺在别人床上的我，时间几乎停止了。这个老太只是白天来接受治疗，晚上便回到附近自己家里过夜。
另两个老太太对我很好，她们一再建议我晚上不要回家，别来回跑，就在空床上休息。母亲不能动，需要晚上有人照顾。虽然夜晚病人按响邓丽君的呼叫歌声“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护士也会出现，但护理上厕所，照顾喝水等，则不是护士的工作。所以，晚上待在医院，不仅可以满足母亲晚上和一早的需要，同时也可以不用在一天劳累后，站在路上等待永不出现的出租车，或盼望拥挤的公车，去一一倒数多如星星的车站。
不像去年手术所在的新大医院，这个医院的病房里没有提供可以延伸的看护椅。这医院不仅旧而且挤，如果买个看护床位放在走廊，那我们五个人将不能走动，护士将不能做理疗。所以，我也就没有进一步询问医院是否有此服务。
母亲善良的前儿媳从她自己的部门为我借来了一整套床上用品，同时拿来内装两瓶卤豆腐的一礼盒。床单我收下。母亲说卤豆腐就别拿了，但前儿媳说，没关系，病人送的，太多了。
这下，我可以伸脊展臂，舒服地躺下了。虽然是和衣躺着，但毕竟是别人的床，又没经过同意，感觉老不自在。但是几天下来，上下的跑动，事无具细的忙碌，家里医院来回的折腾，完全击败了我的矜持。好心老太太们的劝说和怂恿，加上我内心不太确定地推断“她不会知道”或“她不会介意”，使夜晚在此空床上休息成了再正当不过的举动。
当晚，以免遭遇第二天早上回病房的老太，在手机上定好早起的时刻，我睡下了。
第二天一早，老太准时八点半踏进了她的病房。我七点半早早就起，已把床叠成和头天一模一样。
护士们很像纺织女工，进出病房，快而有效地履行着她们的日常工作。她们不大耐烦或不太在意的年轻强壮的快节奏，显得老太太们苍老病歪的僵硬动作越发缓慢。医生们并不天天查房，只是隔三插五，或应病人的要求，取消病人不能承受的贵重药物，或增上病人自己点要的药。剩下的时间里，护士们强健的双手，例行公事地翻动着吱吱作响的瓷娃娃们的身子骨，做着理疗，干涩的嚎叫也没能慢下她们的动作和减少她们迫切需要下班休息的愿望。两个不同的节奏形成的反差，让我对老年充满了恐惧，对速度效率，缓慢停滞有了生和死的理解。
夜晚再次来临。我并没有告诉老太我在她床上休息，她也没有说什么。所以，我又得到第二次机会。
次日早上八点半，老太又准时进到病房。这次，她反复翻着自己的睡衣和枕头，像是在找什么不寻常的蛛丝马迹。过了一会儿，她突然振振有词地说：
“谁睡过我的床？” 那一刻，每个人都僵了。特别是我，好像突然断了根骨头一样，一动也不能动。没人回答。老太并没有问问题，而是明显地在责难：
“我的睡衣昨天是放在枕头下的，现在跑到枕头上面了！”
我再也不能沉默了，随后承认了无路可逃的罪行。
老太当然很生气，脸对床靠着的墙，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比如：“为什么不自己买个陪护床” ，“是不是出不起钱” 什么的。就是平日里她没有生气的时候，总是没有表情的宽脸上，坍塌的眼帘下，一对小眼恨着堆堆的横肉，俨然一副全世界都欠她什么的样子。她气呼呼地冲出病房，纠到一个护士，抱怨开了。我紧跟着她，手里抱着叠得整整齐齐的床单枕套，向她解释说我根本没有用她的东西。但她依然不依不饶，并要求护士立刻更换她的床单和枕套。
过不多会儿，护士为她换了床单枕套。
我不能太多的辩解，因为明显我没有太多理由。我不能为了自己的方便去说服别人和我分享有限的资源，更不能期望一个老太主动对年轻力壮的我加以呵护。所以，我立刻向她肯定地说道：“你是对的，我不该用你的床。至少我该征求你的同意”。
很纳闷，我为什么没先征得她的同意。一般来说，我对任何事情，似乎没有难于启齿的时候。
确实，如果我征得她的同意，那就不会发生这样可笑和令人尴尬的事情。我检悔自己的骄傲和无视他人权利的行为。我当时推测，这样的要求该是不当的，没人要求这样的事；何况要求后，她也不一定答应，反而会搞得尴尬。于是，我来了个：悄悄行事，先斩后奏！
那天下午老太走后，另两个老太太立刻成了我的联盟，开始了极度鄙视的背后攻击。
“这个小心眼吝啬老鬼！” 左边的老太太向空床那边投去不削的眼光。说完后，移过目光看着我，浮肿眼帘下的细眯眼闪亮着温和理解的眼神。我感到很安慰，但我也不能否认我是做得不妥。
“如果不是妈妈住院，这样干净漂亮的女孩，才看不上她那什么了不得的床呢！” 另一个老太太附和道：“就是！”
是啊，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
那晚没床了。侍候完母亲洗脸脚，刷牙，准备完第二天早上需要的东西后，我背上包，拿着其它东西离开了病房。十多分钟步行后，来到了公车站。那已经十一点多，不知末班车是过了还是没有。
第二天早上很冷。起晚又等车，我迟到了一小时。像往常那样，护士们已经开始了她们的例行公务，正左右翻磅着老太太们。所有病房的门窗都大开着，从里面传来阵阵的疼叫声。突然，透过窗户，我看到外面飘着什么。哦，是雪，是片大成朵的雪。哇噻，那是自二零零八年以后，又一次下像北方或蒙特利尔那样的大雪。
走进病房，除了母亲，老太太们已经规规矩矩地躺在了床上，眼睛嘴巴紧闭，手上吊着输液管，忍受着比死都难熬的分分秒秒。我走近母亲的小桌子，准备拿餐具去食堂打饭。
母亲把头偏到一边。“我不饿！” 她的口气略带酸楚和伤感，微微掘着嘴，眼里开始转着泪花。哦，是了，我来迟了。接下便是母亲和两旁老太太们闲聊着各种病情和同事的去世。我的心沉入安静，为自己做错的两件事倍感内疚。
母亲不愿意打吊针了。四五天的吊针，每次又要戳上四五次才能成功找到细小的血管。两只手正反面和上下都已脬肿淤青。对于打吊针的必要性，医院几乎是不加思索的。无论大人小人，大病小病，一律先吊针伺候，真像是婴儿晚上一哭，睡懵懂的爸爸就把调好的奶瓶塞进婴儿嘴里一样那么自然。
住院的重大意义就好像是打吊针，要不，住院干什么呢？断骨又不是突发心脏病或者脑淤血，危险是没有的。但不住医院，似乎又心不安。守着医生，拥着吊瓶似乎病也就减轻很多。
最后，医生还是喊打。那就打吧。可母亲就是不打，整死不打，说：“如果一定要打，那就出院！”
可把我急坏了。我左劝右哄，不得法。终于，我想起了几年前美国的一个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一百二十七个小时”。对呀，试试看。
我一提这个电影，母亲就说：“我知道，看过故事！” 哦，那就更好了，不用我一五一十地讲来。
“是啊，你看，小伙为了保住性命，连整只手都舍得砍断！这不过是多打几针罢了，还不到砍手臂呢嘛！”，我挑战地对母亲说。
别说呢，母亲接招了，说：“那好吧！再最后打两天吧！” 可是，不是两天，而是又打了一个星期。
护士打完吊针刚出门，一个熟悉的沙哑嗓音，从我背后，清了清喉后说道：
“姑娘，这几天太冷了。。。你今晚就睡我的床吧！”
我不信地转过头。是的，是那个丧门星小气鬼在对我说话呢。她继续肯定地说道：
“你天天睡都可以。哎。。。那天对不起你介（云南话尊称）嘎（语气词）？心情不好。。。”
“哦，老天爷，不必道。。。” 我那样地不好意思，但又这样回答了她：
“哦，好的。谢谢你！哎，是我不妥。。。”
左边的老太太皿嘴微笑，但依然不易察觉地丢给小气老太一个看不起的眼色。我和道歉老太交换着不自然的微笑。这微笑，就像两个被要求亲吻的陌生人的微笑那般尴尬，但似乎又可爱到足以融化病房外罕见的鹅毛大雪。。。
6
让床的老太出院了。出院前，横肉的脸上，艰难地堆起浅浅的笑意，一一和大家告别。也许只是因为平日里不常笑，肌肉不太听话的缘故，浅笑也十分别扭。但我可以感觉到她的真诚。也明白，在寒冷如冬的人群中，在除了家人，亲戚和朋友外，谁都不关爱谁的社会里，没有多少练习笑的机会；也许就是在自己家里，不听话不成器，忧心忡忡的子女们，淘气捣蛋的孙子女们，也没有给她练习笑的机会。她能给出这样的笑，她的内心，已如冰山融化了的一角，在为春天的花园准备着一小块可让秋卉依旧开花的土壤。
我高兴地想，这下子好了，我可以在她的床上美美地待上几个晚上，直到下一个病人将我的喜悦拿走。但还没高兴完，一个八十多昏昏叨叨的老太太，在女儿的搀扶下，在也已住院，由儿媳搀扶着的老伴的陪同下，一起哄挤进了进来。病房顿时有了缺少空气的感觉。
可怜的老太太，碎步紧跟女儿，半张着的嘴边挂着口水，一扇一合地想要说什么；她眼睛似乎也不好，下垂的眼帘几乎挡完了眼睛，昏暗无光的缝眼也不知在看哪里；瘪黄如秋后残叶的脸上，布满褐黑色的老人斑；斑点之大之多之密，将原来的淡褐脸色挤成小块小点；原来的脸色，反倒像被挤成了斑点, 倒分不清那些是斑点那些是原来的颜色了；她的下肢颤抖着两条摇晃的空空裤腿，似乎里面并没有腿，而是像支起稻草人的两根细木棍。大家忙着招呼，家人忙着安顿，并没有人注意和关心她要说什么。
老太太照例是被打上一黄三白的吊针水，昏昏地睡去。
中午打饭回来，看到走廊上护士站外，给病人热饭的微波炉桌周围，围满了人。走廊也是热饭菜的地方。家属有的从家里带，有的从另一个楼门窗大开的食堂里打来已冷的饭菜，在走廊微波炉里热热。饭菜味飘满走廊，飘进病房。
“你这明明就是杀马虎（欺骗）！。。。”
忽然，听到一个中年妇女气愤的叫着。
“不是这样！我只说过每天一百元起！” 接话的是一个穿戴得体，脸色红润，胖乎乎的中年女人。
“不对！昨天，你明明说每天一百！现在你看到我介（家）是老人，你就要涨价，哪滴儿（哪里）有至（这）种道理！” 这下，我看清了，在走廊中间叉腿声讨的正是刚才住进我们病房老太太的女儿。
等着进微波炉的饭盒排成了长队，桌子上已经没有了放饭盒的地方。
“排着吧！”，我站在六七个家属的后面，心里告戒自己：“还是妈妈聪明！” 她已经说过：“下次打饭要赶早，免得排队”。
“你明明就是骗，还要叽哩歪赖（狡辩）呢！” 那女儿继续吼道。
“哪个骗你了？明明告诉你一百元起价！我们不是还没有成交吗？你可以不签合同萨（语气词）！” 哦，原来新来的病人之女在和陪护“公司”的老板娘讲价。
“不行！你个烂使（坏女人）！说出尼（的）话就要算数！你不签还不得！”
“哇，那么霸道的女人！”，我在心里咂着舌头。其实，这样霸道的人，并不少见。
陪护“公司”的胖老板，倒还稳得住，身子挺直，稳重地端着自己的肥体，不紧不慢地回道：
“做生意嘛，你也不要量（那样）不讲理！住骨科呢病人，年老年轻不都一样不能走路要伺候呢嘛。我哪滴儿是看到你介人老就要涨价呢？”
说完，她不动声色，拿出合同问道：
“你格做（做不做），一百二？” 她似乎并不急于成交，但也没有要放弃的意思。我想，是我，这样的生意，钱再多我也不接。滩上这样的人，还有你扯不清的事等着呢。
“一百就做！” 女儿回答得斩钉截铁。
这时，我已挪到胖女人身边，看到她一页纸的合同上印着：低价真诚优质陪护服务 －二十四小时精心看护一天一百元。
确实，合同上也没有写一百元起。我当时问胖女人，为什么合同不详细写明：一百元起，根据特殊情况价格有所变动。
她回答说：“哪个撑多得（吃多了）写那多？我们都口头商量。我们都这样，价格都都不定。她不晓得才怪了！”
这时我想起，医院大门口的门卫室里，坐着烤火的保安堆中，就有这位穿皮戴草的胖女人，和保安说说笑笑，接待着来要复印件的人。她显然没有办公室，保安室就是她的办公地。
新老太家属请陪护的事，就这样在走廊弥漫着的菜味中间，勉强成交。陪护“公司”让步，一百元一天。胖女人一看就是久经沙场，伸缩自如的老板娘。皮草里面藏着的一把面黄肌瘦嗷嗷待哺的中年农村妇女和她们正上中专大学的儿子们，或急需钱买药的老父母们，为老板娘的镇定自若更添足了底气。
在中国，老百姓当街白菜萝卜讨价还价，司空见惯。在该对医学事业有敬畏，至少该有安静的医院走廊里，这样吵闹，当众处理私事，做生意，让人觉得也像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医院的秩序似乎没有人管；医院没有了陪护行业，任凭家属二十四小时穿梭其间；医生护士只管完成自己繁重的医护工作，这走廊“闲事”，显然也不是他们的职责。菜市场还有城管，医院谁管呢？保安只管烤火，和没事的胖女人聊天。他们看起来也只是从哪里招来的医院谁谁的亲戚，跟门卫的性质是差不多的，其实只是摆设。
7
自从新老太太带着女儿，儿媳和老伴进到病房，我们就失去了安宁。
儿媳又是整理床单，又是摆放东西，弄得乒乓作响；女儿刚火火地签完有不少添加字迹的片纸合同，又揪住护士，不断扎咐要小心对待老太太。在喧闹的一家人里，只有挺着把皮带高挤在胸口的大肚子上的老伴，一声不响，沉重地呆坐在摇晃的木椅上，老眼昏花地望向窗外。
过不多会儿，一个四十一二岁左右的农村女人出现在病房里。这是一百元钱请来二十四小时照顾老太太的陪护。当然，陪护不会得到一百元。多少呢，我很想知道。我想，等有机会，我会巧妙地问问陪护两个问题，一是她能从胖女人手里分到多少，二是，我更好奇，一个女人如何能二十四小时不休息不睡觉，“优质”陪护八十岁的老太太。请两个陪护轮换夜白两班照顾，大概是不可能的。
但奇怪的是，还不到一小时，陪护竟然又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要换夜班，也还不是时候呢。
陪护更换期间，胖女人优雅地陪着笑，一边大声安慰着耳聋的老太太和不放心的女儿，一边千叮铃万嘱咐，让陪护干好工作。大声絮絮叨叨，意味着她老板的责任尽到。
陪护看上去善良温和。典型云南农村女人黄黑粗燥的皮肤，再现了云南干燥的气候和火辣的紫外线的残酷。虽然大约只有四十岁，但似乎可以做我这个五十二岁人的母亲。小个子的她，勤快利落，不多言语，只是不停做事，静进哑出，很讨女儿和儿媳的欢心。我们也高兴，温和陪护到来，意味着吵闹的两女人就快离开病房。
可是，吃完晚饭，等到七点半，他们还没有走。三个老太太自然是没有睡成午觉，我也困得不行。
“这样也好！“ 我想，”母亲白天没睡，那晚上就不一定要吃安定！”
三个老太太和我，为了打发时间，每天晚上必看中央一台八点钟准时开始的电视连续剧：“雾都”。我们都盼望着她们快些离开，好安静地继续看故事。
“你磕（去）看看，医生给（是否）来了”。女儿对嫂子说。嫂子站起身走出房间。不多会儿，她回来了，身后跟进了一个中年男人。
“医生来了！” 嫂子对姨妹说。
“走！” 看了看老太太后，男人也跟着两女人出了病房。
我想，这下，儿子也来过了，医生也来了，看完医生，他们就该走了吧！
还有十几分钟，电视剧就要开始了。我去打热水，让母亲洗漱完，好看电视。
当我走过医生办公室时，门开着。我探个头看了一下里面。
约十八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里，放了八张带抽屉的桌子，每两张背靠背，中间是各张的电脑。办公室很挤，桌面更挤。除了电脑，桌上丢满了本子和张张散纸。空白心电图和CT扫描表，还有其它不知名的文件，堆满到快要从桌边掉下。进门处有一个很小的洗手池，池缘上丢有一块用小了的椭圆形肥皂。房间尽头墙上有一块大黑板，上面有粉笔随意写着的留言：“恭喜骨科王老师荣升主任！”， “热烈祝贺骨科在行业评比中荣获优异成绩！”， “贺护士小杨实习期满并获优秀成绩，加油！” 房间右边的墙上，还有一块白板，上面钉着雪片样的张张白纸，让我十分震惊，那是医院的规章制度。它们被打印出来，挨张钉在白板上，足有六七十张之多。
管我们病房的的傅医生在办公室里，同时还有我们病房新老太太的女儿，儿子和儿媳。儿子站在医生对面的桌后，手里拎着一个礼品盒；儿媳在医生的右边立着，女儿在医生的左边。女儿一手拉着医生的手臂，另一只手伸进医生白大褂包。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医生连连说到，像是央求似的，一面用力想把女子的手从他包里掏出。
这仨人才不管三七二十一呢，连推带压，把医生按在椅子上。
“你介不要，就是看不起我们！” 女儿江湖地说，儿子也道：“是了！” 谁说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人，不会使用被动进攻的招数？
医生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儿媳又开口了：“就是。这是我们对你介尼敬意，又不是贿赂你介，你介怕哪样？” 哇噻，这个更厉害，娇嗔而直接地泄去包袱。
“给病人看病，是我们的职责。。。” 医生好可怜，仰着头，转着脸，左右前后地解释推脱着，似乎像个人质一样，只有答应的权利。
本来个子不大的傅医生，在仨人的包围挤压中，越发矮小；穿戴臃肿歪斜的身体，在仨人的揪扯下，很像是个在街上被抓住的小偷。只有掉在地上的眼镜和扯歪的白大褂，识别着他与众不同的医生身份，分隔着知识和民众的距离。
看到这里，我快快索回头，避开别人的私事，朝开水房走去。
开水房窗外，房顶上依然留着团团软软的白雪。想起过去这些年父母动手术给医生送红包的情景。我们是知识分子家庭，老实规矩的父母，更规矩，且在加拿大被“洋化”和“弄傻”了的我，不知道动手术要给主刀医生送红包。幸好我们有当医生的父母前儿媳的入世指导，要不，还不知会怎样呢。
不送到底又会怎样呢？我不知道，这送红包的风气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要知道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送红包还要送得巧妙，就像贿赂政府官员一样；不巧妙，送不出去，还得不到医生的特殊照顾，人财两空，那就更糟！送多送少也是个大考究。
医生接红包，似乎是医生的错。但在一个以过年给孩子压岁钱，过节给员工发红包，奖金，以送礼为快乐，以示慷慨和尊敬的文化习惯里，送礼送红包成了人人求得特殊对待的最佳方法。医院也不能避于其外。给红包嘛，像给孩子压岁钱，算什么呢？而给了红包不特殊对待，那就不能不算什么了！
老太太女儿凶挖陪护“公司”每天二十元，是精明能干；再拿省来的钱去发医生红包，让医生特殊照顾其老母，又是一石第二鸟，何等聪明！而这女儿根本不屑要那薄纸一张的陪护合同。中国人最能不过了解中国人。医生是人，是中国人，当然深深懂得安抚家属的担心是重大的国情，就是他们心里十分清楚，八十岁也浑噩不了几天，但也不得不遵循国情，人道地收下家属对即将逝去生命的哀求，不得不安慰子女们对老父母们的孝心，假装天神威能，被迫制造违背天理的假象！
这红包和礼盒，傅医生多半都是必须收下了。收下它，似乎就意味着首肯特殊照顾，老母会好起来，也意味着接受了家属对医护事业的尊敬，也意味着傅医生可以暂时了却无奈的纠缠。
8
八点，电视剧开始了。这是老太太们一天唯一快乐的时候。她们和我，都被川军将领朱豪的人生和爱情故事牵动着。爱情片刻的温暖镜头里，我却看到老女人们眼里闪烁的点点亮光，感到了她们向往美好的年轻不死之心。
过不多会儿，左边的老太太对我说：
“姑娘，把电视开大点声！” 我站起来，去开电视音量。是啊，吵得都快听不见了。
儿子是走了，可这两女人还在病房，没有要走的意思，并且继续旁若无人地大声聊天。
“哎，请你们小声点行吗？” 我按耐不住，轻声对她们说。
“姑娘，把电视再开大！” 左边老太太又对我说道。这次更像是给我发命令了。我转过脸看她，只见她铁青着面，一脸鄙视！
“你们没看见我们都在看电视吗？小声点行不？或者你们到外面去。。。” 还没说完，母亲就已经在拉我的袖口了，意思是让我别说了。
两女人安静了一会儿。可过不多久就又更加大声地开锅了，说着说着，话不对了。
“哼，洗得（允许）你们看电视，就不洗我们说话嘎？” 女儿突然似乎是对着她自己的嫂子在吼。
对这种人，在走廊就有所见识，所以，我小心地说：“没说你们不可以说话，是请你们小声点！让老太太们看看电视。再说这里是医院，须安静才对！四人病房本来人就多了，你们家属陪护又四个人，该尽量保持安静！” 在我说话的时候，母亲不断轻敲我的下腰。
“你以为你是哪胳（个）？你有哪样了不起？嫌吵，你住别墅磕，上特殊病房撒（感叹词），来至滴儿（这里）搞哪样？” 女儿很是气愤和有理。
我和左边的老太太揶揄地看了看对方，闭口了。她们总不至于吵到九点吧？
“我们人多咋个咯！我们有得起人！孤家寡人，谬得（没有）人来侍候蟄，冒（不要）嫉妒！我们今儿就要热闹，气死嘚你们！” 女儿不依不饶地接着说。儿媳也在后面附和着。两泼妇一唱一和，上演着菜场婆娘们的闹剧。可惜，没有对台。。。我们哑然，继续看着电视。
“瞧她那个清高屄样！医院又不是你家呢！要安静滚回家磕（去）！”
这下，我觉得该找护士或医生来干涉一下了。我快速来到护士站。我知道，找保安还不到份儿，门卫似的保安也不管用。那只有找医生了。这是医院，病人不讲理不尊敬病人，家属或不守医院规矩，那至少会听权威医生的吧？！医生办公室里的白板上，不是贴满了一墙的规章制度吗？其中一定有保持病房安静的规定吧！但贴在医生办公室，是不是只和医务有关呢？那病房的秩序算不算医务呢？
无论如何，我要试试。正在此时，傅医生走了过来。
“哎，傅医生您好！您能劝劝四床的家属小声点嘛？她们一家已经从中午一点吵到现在了！我们是说不住，也不能说呢！”
傅医生正忙着看一个什么文件，抬头说，“我还看个门诊病人。我回头就来”。他边说边走，来到办公室。我紧跟在后，坚持说：“就占用您一分钟，出面说说，让她们小声点就行”。
傅医生转过头，从开着的门缝里，看了一下四床，然后回过头来，继续看着手里的文件，说道：
“哎呀，算了算了，过会儿她们就会走了。吵点就吵点了。就这个条件！” 是啊，看病是比维持秩序更为重要，也是不同性质和等级的问题。再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大概也不是医生的事。不理事情，事情自然就不成问题了嘛；另外，可还记得早些时候，在医生办公室里，你推我让，傅医生被劫持的情景？ 。。。
我回到了病房，像个没告准状的学生，灰溜溜的。
第二天，在住了两周多后，我们出院了。
左边的老太太发了心脏病，还要住不知多久。她当大学校长的儿子，忙里偷闲，隔三插五来看望妈妈，可妈妈都不要儿子呆得太久。她甚至常常以训斥儿子儿媳的口气说：“来干什么？我好好的！你们明天还要工作，周末也要忙别的事，回去了！回去！” 可亲的儿子，总是笑眯眯地回：“妈，我忙完了，多陪你一会儿！” 然后坐在妈妈床边。可是不到两分钟，老太太坚决地把儿子赶走了，像是儿子身上长满了刺似的。
9
回到家，发现脸盆忘在了医院。我说不要了，但母亲说要去拿回来。
过了两天，路过医院时，顺便去拿。
那是早上十一点。刚出医院七楼电梯，就听到一阵女人大叫大喊和其它嘈杂的声音，像是在论理，在吵架。
“不行！哪噶讲呐（谁讲的）！” 声音好熟悉。
是了，是我们四床老太太的女儿，周围围着至少二十多人，病人家属，医生，护士和两个保安。只看见女儿是站在护士站的中间，左手叉腰，右手举过头顶，食指指着医生办公室，气势汹汹的样子。嘴里哼哼道：
“不行！要把事情搞清楚！喊燕（院）长！人送进来才几天，就谬得（没有）了。。。”
护士站里面靠窗桌上的金鱼缸这时“啪”的一声，被挤掉在地上！金鱼们的嘴一张一合地呼吸着，遍地翻滚，没人去理；一袋香喷喷护士们享用的瓜子也洒满一地。金鱼们，玻璃缸碎片，瓜子和好多水被乱脚踢踩得一塌糊涂。
四床女儿的旁边站着两个壮中年人，大约四十五左右，还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子。他们紧随这女人，推着人群向医生办公室涌。但逃兵似的保安，柔弱护士和家属们，虽没有什么实质作为，却被动地像个堤坝阻在中间，挡着气势凶猛只进不推似潮水般的人们。
这会儿，几个人从旁边的医生办公室出来，穿着白大褂的一男一女，扶着一个低着头也身着白大褂的男人。男人一手压着纱布下依然在流血的鼻子，一手拎着近视眼镜，被扶着向电梯走去。走过我身边时，我看清了，那是傅医生。我的心一下跳得快了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
“嗯，说是某得事某得事（没事），看嘛，某得嘎？人都医死，还某得事！”
哦，是老太太死了？！
“我们找燕长（院长），说不好，我们上法燕（院）！” 女儿的口气，似乎医院院长是她家的亲戚，法院院长也是她家的朋友。是啊，连老百姓都知道，只要和权贵，官府沾上点关系，腰杆都可以硬一下；只要把官人唬假成家人，一切都好办，敌人可成人民，人民也可成为敌人。
我迅速给母亲前儿媳电话，询问究竟。电话还没接通，只听见一小女孩的尖叫声。我站得远，不知又发生了什么。只模糊看见，一个护士被什么尖利的东西划破了稚嫩美丽的脸颊。鲜血顿时冒了出来，流在手指间，滴在地上，洒在了渴死踩死的金鱼周围，混在脏水和瓜子之间，一片狼藉。。。
可不是，像这样恶劣的医患冲突，二零零二到二零一二年间，每年上升百分之二十三！可怜的医生护士们，如身置虎穴放虎归山的猎人，医好小崽，却没有猎枪。是阿，医生需要猎枪的国家，很快，病虎温崽都没有医生号脉了！过快致富的许多人们，也似乎认为，有了钱就有了一切，甚至可以不死。要是死了，那就是医生的问题！人口众多而医护短缺的国家，累死医生护士，人还是有死的一天！
但愿医生的白衣，能罩住世间的病魔；小小的听诊器，能听到人们的苦难；先进的医术，能施行神圣的救赎；护士的温目慈颜，能传递非凡的温情，安抚恐惧的灵魂，让众生对病痛坦然。。。
记得，母亲住院的第二天，我路过护士站。就是这位实习小护士，在换鱼缸里的水。换完水，鱼缸里有水但没有了金鱼，也没有了陪伴鱼儿们捉迷藏的褐色枯树枝。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是枯树枝有毒，把金鱼都毒死了。所以，要等有时间，从花鸟市场再弄些鱼来养。
想起她，看到她脸上的鲜血，我的双腿痒疼难熬像爬满了蚂蚁，骨髓奇痒酥麻像爬进了蚂蟥，我拨起了110。。。
结 束
▷王海波女士简介
九林教育专家
网络专栏&专题作家
定居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15年
主题：移民和中西文化
写作语言：中英法
2014年前任：
加拿大魁北克省基金代理人
魁北克省金融市场权威机构成员
加拿大房地产/抵押贷款经纪人
魁北克地产中介自律组织OACIQ成员
加拿大抵押贷款及住房协会CMHC会员
加拿大业主协会CORPIQ成员
2012-2013 任：
意大利“亚洲观察”金融杂志特约撰稿人（面对全世界 －英文）
中国财新媒体付格礼博客特约撰稿人（面对中国 －中文）
2003年前任：
意大利Impregilo，法国Dumez公司，
德国Hochtief，Hoffmann，Voith和Siemens公司，
加拿大GE Hydro公司任翻译及合同部下属价格调整办公室主管
德国Noell GmbH 及加拿大通用水电公司在昆明代理
云南华龙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ISO认证代理）
－ 交通承包
1992年前任：
云南大学及云南师范大学讲师
王海波女士主修英美语言文学，并在师大完成研究生课程。这使得她能快速学得法语，并高效深入地融入到当地社会。她不仅在金融方面，以全心全意的职业态度和多元专业的职业技能为华人社区服务。同时，作为中国人的她，能体会和认可融入新的多元文化社会的艰难。她在她的博客上，用中文，英文和法文写下自己职业和生活随感，诗歌和短中篇小说。她的笔下有中国移民，英裔，法裔和其他民族；有中国，加拿大，美国，有特殊省份魁北克。
她被意大利和美国籍阿尔贝托•傅格礼先生聘为他旗下多位不同国籍的作者之一，有幸和意大利前总理罗曼诺。布罗迪（Romano.Prodi)为傅先生在中国财新网中文博客和英文“亚洲观察”上发表文章及小说。其中中文版：“中国的抗生素瘾” 、“消费型经济，为什么？”，打破点击和推荐纪录, 后篇并一直保持纪录。她了解并懂得移民的艰辛和必须经历的考验，以巨大的同情心和积极乐观的态度，以她作品中的能量和鼓励的言语，独特感受和见解，真诚地希望能够更好地帮助更多的中国移民，为中国继续提供宝贵的海外生活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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